对于教师来说，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科性质应该是搞好该学科教学和提高学科教学成绩的前提条件。如果一名教师没有搞清所教学科的性质，那他的教学很可能只是为教参与考试所左右的被动的、浮于表面的教学，即使他的教学成绩再好，也不是有意识的、真实的教学，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搞清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科是做什么的，更谈不上去教别人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在所有学科中应该是最不好确定的，随便问一名语文老师“语文是做什么的？”恐怕好多人说不上来。

    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都不仅有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且有其自身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甚至历史学、地理学等，其本身就是内在脉络清晰、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当这些学科与教育学交叉后便产生相应学科的教育学与教学法，这种学科的教育学的内在逻辑仍然是严密而有规律可循的。而对于语文学科来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其背后并没有一门与之相应的“语文学”，这就让人们对于语文是不是一门学科，是怎么样的一门学科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也造成了语文学科的尴尬地位。甚至，可以说语文教育从内容到手段至今也没有一套是真正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方法，绝大多数的语文教育都只是凭着教授者个人对于语文的理解而进行的。也正因为这样，语文学科至始至终不能确立其在教育界中的真正的地位，语文教育的质量也备受各界质疑。作为中国语文教育“三老”之一的张志公先生1986年就曾指出：“本来，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应该把汉语学好。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进入高等学校才能专心致志地去学习某种专业。可惜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以往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完全作到这一点，到了高等学校，还不得不作一些弥补性的工作。”张老的这种遗憾不能不说是有泱泱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的悲哀。

    如果把目光放远些，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悲哀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展中，伴随着近代科学体系及其教学模式的引进，人们对于语文学科原本的认识被其它科学的学科所同化了，在其它的学科面前我们已然找不到自己语言的根。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处于向世界学习的过程，学日本、学德国、学苏联、学欧美，这种学习本身并没有错误，可是中国人历来有“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近乎于偏执狂的情绪，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上，便是整套整套地照搬外国的模式，西餐固然不错，但也只限于是偶尔尝一尝，如果让你吃他一年，恐怕你这个中国胃也会拉肚子的。在这个过程中，聪明的中国人似乎也忘记了一点，科学是无国界的，但语言是有国别的。所以，其它学科的方法可以借鉴，但不一定可以成为语文的方法；外国语文教育的方法可以借鉴，但也不一定可以成为“汉语文”教育的方法。我们更为集中的目标还是得研究世界独一无二的语言——汉语的内在的规律和学习的规律，搞清它的学科性质，并以此形成适合于汉语的教学体系和方法论。

    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是很有历史的，这当然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不明朗的。从官方文件来看，目前对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规定是“工具性”和“人文性”。我们并不否认语文具有这两种特点，可是我们也不能把一事物所具有的特点当成性质，因为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最根本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对于语文显然不能达到要求，因为好多学科都具有这两个特点。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数学是思维的工具，物理是认识物理世界的工具，历史是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而“人文性”就更宽泛了，只要是人类社会的现象都是人文的，都有人文性，它绝不仅仅是语文的性质。

    内涵的难以确定只能说明其外延的模糊不清。就目前的来看，语文的确是一个大包大揽的大杂烩，看起来什么都与语文有关，思想性、人文性、工具性、政治性、道德性、艺术性、科学性……凡我们可以想到的都与语文有关，这种大杂烩的现状让语文老师们无所适从，每位语文老师都可以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教学辩护，因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不成问题，都有道理。当然教育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它不可能那么的单纯地只为自己的学科服务，但我们也没有理由由此而泛化一个学科本应具有的性质特点。其实，我们应该摈弃与语文交叉的非其本质性的属性。比如思想性与哲学更应哲学的范畴，道德性更应属于伦理学的范畴，政治性更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人文性更应属于文化学的范畴，艺术性更应属于美学的范畴，科学性更应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那语文就只剩下语言形式一项没有哪门学科可以与其交叉了。如果这样，我们的目标就明确了，我们只要或者最主要的是帮助学生把握语言形式底下蕴含的思想，或者帮助学生用恰切的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至于其它的目标就只能是附带的而非主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