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小山村，每次送葬的锣鼓乐声音由远而近传来，家家户户便都赶紧关门关窗，躲在门后窗后透过缝隙带着凄迷的眼光目送哀伤的队伍。在这以后的几天，便经常听得大家对于死的零星的评论和叹息的言语，言辞间总包含着对人生匆忙和不幸的叹息，小山村也变得更加沉寂无聊，似乎无法从死的阴影里解脱出来。非得等到有人到小镇逛上一回，带些热闹言语回来后才逐渐改变这种低沉的氛围，重现原有的生气。

    小孩子对死是一所无知的，只是受这种阵势和人们神情的影响，也都变得格外安静，脸上现出与年龄不相吻合的凝重与肃穆。年近少年的我每回碰到这种场景便经常会有一番关于人生与死的想像，大概以为人生也如乘公共汽车，时刻都得有人上车，也得有人下车，有些人到了目的地，是非下车不可的，彼此都不必留恋。

    中国自古便有了“死生亦大矣”的言论，可见死与生一样，对于单个个体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事件。既有了生，便有了死，死是生者应该思考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而就生与死看，生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在什么时候什么人会得以降生，但只要有了生便一定伴随着死，死才是一个真正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

    我们无从知道孔子内心对死是否了然，但对于死他是避而不谈的。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事鬼神，敬而远之”，还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似乎所有有关死的话题他都有意识地回避了。这虽于保护生者生的勇气和维护人心安定有作用，但这种滑头的哲学观造就了我们崇尚眼前现实的传统，也扼杀了后代人们的想像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这种观点确实是消极而不科学的。因为有一天死是一定要到来的，对它视而不见，把生命推向仓促面临死亡的绝境就像驼鸟面临危险把头深埋进沙堆，是掩耳盗铃的作法，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就好比人行进在山间，明知前面便是悬崖峭壁，却散布传言说眼前的风光确实太美好，风景都还没欣赏够呢，去了解前面的悬崖有什么意义呢。

    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死和生一样并无区别。老子说“吾之大患，惟吾有身”，在他看来，死只是肉体生命的终结，肉体生命的终结反而解脱了精神的生命，让它更自由更飘逸。庄子也认为“齐万物，一生死”，死和生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于妻子的死他兴高采烈，鼓盆而歌，认为肉体与宇宙化而为一，精神与无限时空永存。千年后西方的蒙田在他的《随笔录》里也认为“死是另一种生的起源”。其实，死本是一个极具个人化的行为，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是如何在生的时候得出这种有关死的结论的，但若确有其事，这种观点大抵是受所有人欢迎的。可是这种观点在不增加条件的情况下是绝不适宜于推广的，否则便增加了厌生者自行了断的勇气，对于唯利是图的阴谋家更是一个不知廉耻大捞其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好借口。

    历史上更多的是对死的意义的探讨。司马迁的名言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白居易在他的《李陵论》中评价说：“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鲁迅也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谭嗣同更是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世人死的意义，临难前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在他们的心中总认为自己是死得其所的，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死是一个终点，那么死的或轻或重对于个体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意义都只是生者的意义，把极具个人化的死与生者的意义联系起来只是出于生者的美好愿望。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上也绝不会有人的死只重或只轻，倒是大部分人都是不轻也不重，草草湮没于蛮荒旷野，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其所而死的。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一般都不会经常想到死的，即使想到也只是在脑海中一掠而过，就主动迅速地把有关死的念头捻除。如果强迫自己想到死或者有一天到了非考虑死不可的时候，那对于死总是无比恐惧的，可是死只是一个节点，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不是死，而是临死”。临死的恐惧除了源于对生的留恋，也因为死的未可知。如果生者百无聊赖、倍受煎熬，那在理智上恐怕难以引起对死的恐惧；如果相信死而有知或者死后更为美好，那对死也不会有什么恐惧反而会神往了。但有时留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留恋，就像处于美梦中的人们希望永远活在美梦中，是绝对不愿醒来的。

    现在绝大多数人更关注现实的生活，是不大愿意去想到死的，而对死的思考其实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平时更多的讲人生观，但如果对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也便无所谓正确的人生观了；没有在思想上经历死的考验的生活，便很难达到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经过审视的”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从死里逃生的人往往变得更加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生活，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细想一下就可以知道，又何必非等到一次死的劫难才开始觉醒呢，何况这种死里逃生的经历碰到的机率是极低的，只要看看我们的周围，每天都会有人死去，他们的死对于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警示。

    很少想到死的现象确实是很可怕的，不知古往今来的那些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当权得势者和利益占有者会不会经常想到死，在他们的心里死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往往会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他们具有不死的能力或者他们的权财可以换来他们不死的权利。所以才会有自我吹嘘而不脸红的本领，才会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点，才会有大肆耍弄权术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行为，而这些本质上都是对生和死的轻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亵渎，可悲的是自己并不以此为耻。

    可能在这些人的心里，认为死是最大的终结，死后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所谓的地狱与天堂都只是故弄玄虚者的谎言，那生的时候也便完全没有必要对良心、灵魂或者所谓的来世负责。我们确实找不到合适言辞来评价这些人思想与行为，也无法知道死后是否真有所谓地狱与天堂，因为我们都没死过，死及死后的历程对科学来讲也还是一个迷团，但对于这些人，人们发自内心地当然真希望有所谓的地狱可以囚禁一颗肮脏的灵魂。

    所以，死才是最大的哲学，是所有哲学的根源，对死的态度是人生观的最好体现，孔子的话似乎应该反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尽管无法得出结论，但我们还是应该提倡更多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或者经常想到死。提倡的目的并非说明我们悲观或者对生的残忍，只是为了增加生者对于生和死、对于人生与自然的敬畏。因为，只有有了敬畏的心理才能建立基于生命价值的真正理解，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对人、自然，甚至于宇宙万物的尊重，才不至于形成对机械唯物论的迷信，不至于因此而丧失了羞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