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以来，《荷塘月色》这篇文章已经讲了三次了，尽管每次对文本的解读都有新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往往只是语言层面的或是用更丰富华丽的词藻来装饰旧有的内容；所以每次讲完都觉得意犹未尽，总觉得自己所讲的与潜在意识到的不相符。至于自己意识到的是什么也一时无法言说，所以，疑问与不安也便一日一日地累积了下来。但这第四次讲终于让自己稍稍满意了一回，因为找到了一个解读的新视角——物我关系。

    写景状物散文基本摆脱不了物我关系。世界万物客观而本然地存在，对所有的人一样的均等，毫无偏颇；但人的意识是能动而有个性的，不同的人因其知识储备、性格特征、家庭状况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对同一景物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不同人的不同思想状况便在客观事物与主观意识之间便构成不同的物我关系，写景状物散文就是作家独特的意识、情感对于客观事物的个性化观照。从语文教学的角读看，阅读写景状物散文不仅仅是研究其景与物的独特性与美感，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作者对景与物的独特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是如何生发的。

    物我关系能否充分展开受意识自由度的制约。首先，人的意识是多层次。按精神分析的观点，意识仅仅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中位于表层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是冰山之一角；潜意识才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处于心理的深层。意识和潜意识就有如大海的浪花与深海的暗涌一般。意识是人精神的常态，潜意识是深层的、隐蔽的，轻易不会暴露，但它却是本能的、真实的状态。既然人的心理有层次性，那么，处于不同意识层次的心理状态会对同一客观的景物产生不同的反映。人对于景物的个性化反映到底是处于意识的状态还是潜意识的状态，受制于人的自由度。自由度越大，潜意识的部分会越加活跃，并显现出来而作用于外在的景物，外在的景物也自然会沾染上潜意识的色彩，或者按潜意识的需要来观照、“改造”景物。

    在“物我关系”中，“物”有平常之物与不平常之物。但不管是平常还是不平常，如果没有主观的能动的、个性化的观照，那景物也都会了无生机。就《荷塘月色》这篇文章来看，物我关系体现在“荷塘”之于“我”。而这里的物——“荷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作者自己也说这是“日日走过的荷塘”，只是今晚是个多了一个要素，是个“满月的日子”。可是“满月下的荷塘”也并不是只有今晚才有，以前也肯定经常有；以前之所以没有引起兴趣，是因为“我”与“物”没有融合的契合点。可见，“物我关系”中重要的不是“物”，而是“我”。而“我”又有“平常的我”与“超出平常的我”的不同，影响“我”之“平常”与不平常的关键点在于“自由度”。自由度越小，“我”就越平常；自由度越大，“我”就越不平常。

    从文章来看，促使作者由“平常”进入“不平常”的要素有几个方面。第一，“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说明影响其自由度的大环境因素已经消失。第二，“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妻子也迷迷糊糊即将入睡，说明影响其自由度的小环境因素也已经不存在。第三，通向荷塘的小煤屑路“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甚至是“阴森森的，有些怕人”，这就让“平常的我”基本放松了警戒，进入进入“不常平的我”的状态，也就是基本自由的状态。此外，心理警觉度的高低除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外，有时也需要适度的“自我暗示”。在文章的第三段，有些关键词就是作者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如“只我一个人”，“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超出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等等。有了这些因素的作用，作者自然而然地容易进入相对自由的个人境界，也便开始“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了。至此，物与我的关系便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展开。

    这个新的水平有别于日常功利的物我关系，是个人精神状态与景物的高度融合。一方面景物连续不断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另一方面“我”以一种基本自由的精神状态对景物进行选择甚至主观加工改造。随着享受自由度时间的不断增长，这个新水平还可以不断发展，也就是“自由”与个人“精神状态”以一种函数关系不断发展。就文章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偏重于“物”，一个是偏重于“我”。四、五、六段是以“物”为主，作者细致地描绘了月下荷塘、塘上月色和荷塘四周；七、八、九、十段是以“我”为主，作者摆脱眼前景物的限制完全进入个人的精神境界。

    从第一个层次来看，剔除那些华丽的词藻和比喻，作者笔下的荷塘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当然“物”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作者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观照。这种观照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用词，一是作者选用什么样的喻体来形容景物，这两个方面的选择都体现了作者的意趣和深层意识形态。按这个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文章大量充斥着女性色彩的内容，比如“袅娜”、“羞涩”、“脉脉”、“风致”、“倩影”、“丰姿”。以汉语词汇库之丰富，这些词汇都可以有替换的对象，但作者作出这种选择，也就可以看出他的潜意识的偏好。从选择喻体的角度看更容易发现作者的深层意识，因为它的联想空间更大，也更隐蔽。比如描写荷叶，可以用来充当荷叶的喻体的事物绝不仅仅是“舞女的裙”；把“荷花”比喻为“星星”、“明珠”还说得过去，但把它比喻为“刚出浴的美人”就有些别扭。当然，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意识深层的东西并没有被完全调动出来。从文章看，描绘的是一个不能朗照的月夜，一切都显得朦胧、不清晰。如“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薄薄的青雾”“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这种朦胧的状态正是作者在表层意识与深层意识之间徘徊的反映。当潜意识的东西较多暴露的时候，作者马上引起警觉。整篇文章的语言与意象基本都是比较柔美的，但文章的第五段作者把灌木落下黑影形容为“峭楞楞如鬼一般”，与全文的美很不协调，这可能就是作者警觉意识的反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由度的不断增大，这种警觉意识也就慢慢减弱直至消失。当警觉意识消失了以后，潜意识的内容就更多地暴露了出来。第六段结尾处作者写到，“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的“我”绝不是像有些评论认为的作者处在“淡淡的喜悦”之中或者作者已经“得静”。恰恰相反，这时候的“我”正处于另一种新的不宁静之中。从语气上看，“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蕴藏着一种嫉妒的心理。这种嫉妒说明“我”是“孤独”的，内心向往的是“热闹”。另外，蝉声蛙声并非这个时候才出现，从作者一出门便已经存在了；但作者为什么前面不写而到这个时候才写。因为在这之前作者的心理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不具备写的条件，从“心里颇不宁静”直接转入向往热闹完全不符合人的心理发展逻辑。

    正是心里向往“热闹”，而眼前之景又是荷花——“莲”，才顺理成章地引出第七段梁元帝《采莲赋》的联想，因为这首诗写的是采莲，描绘的又是“妖童媛女”的“热闹而风流的季节”，二者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作者在引用后情绪极高地评价这是“有趣的事”，还无不怅然地写到“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也正因为“无福消受”的怅然情绪又让他联想起另一首诗——《西洲曲》，这首诗也是写采莲的，表达的是女子对情郎思慕而“郎不至”的怅惘。这种怅惘与前面的“无福消受”的怅惘在情感逻辑上也是一致的。有了这些联想与铺垫，作者也就自然地“惦着江南了”。就语境来看，这里的江南显然不是江南的“4·12”反革命政变，也与江南是他的“家乡”关联不大，而是与“有趣”、“热闹”甚至“风流”有关的某个地点或者某个人物。当然，以文人的矜持，是不太可能把潜意识中的“热闹”“风流”直接表露出来的，采用的仍然是一种含蓄而朦胧的方式。

    最后，作者写到“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这里的“猛”字用得有意味，说明他之前完全沉浸于个人化的境界里或者处在潜意识的状态中，正是这个“猛”字把他从潜意识状态的“不平常的我”再次拉回到现实的“平常的我”。这样作者也就完成了一次“神与物游”的精神之旅。